我在石湾从事陶艺创作四十年，这期间对传世的“石湾公仔”常有鉴阅，近十年，亦有朋友邀我鉴定他们收藏的“石湾公仔”。从中我感到若要对“石湾公仔”作出准确的鉴定实属难事。
   难的原因不外四种：
  一、“石湾公仔”多无款式。由于明、清的石湾艺人社会地位低微，缺乏文人意识，作品价格亦菲微，故此“佚名”作品为数极多。至清末、民初艺人的文人风气才逐步建立，自黄炳开始“石湾公仔”才有署款或盖上名章之作。在此之前亦有以店号署名的作品，如“文如璧”制等。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也无署款，因为当时认为在作品上标上名字是一种“资产阶段名利思想”的表现，于是又为后人留下了一片空白。
    二、石湾陶艺欠缺典籍、文献。由于石湾窑五千年来均是民窑，其陶艺作品被认为是“不入大雅之堂”的民间手工艺。所以对艺人，对陶艺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记录，即使仅有的几本书，如《饮流齐说瓷》、《石湾陶业考》等，亦是收藏家根据传说而写成的，其中确切的内容，有限得很。
    三、石湾技艺民展缓慢，陈陈相因之作不少，制作上亦极为随意，所以难以从技艺的规范角度加以判断。
    四、赝品制作活跃。自本世纪初开始赝品的制作便于工作随收藏家的需求而应运而生。目前所见署名黄炳、云屿氏的胎毛鸭十之八、九便是赝品，署名潘玉书的精细佳作，竟是刘传青年未名时的力作，这都为后人留下疑团。
    不过，一些石湾制陶的常识大概有利于藏家对石湾窑传器的监识：
   一、明初，石湾的艺术陶器呈萌芽状态，坭质粗糙，含砂量大，造型以前后两边模具印制，清晰度低。釉色为桑枝灰、稻草灰、氧化铅、氧化锡所配出来的乳白色釉，釉的杂质多，纯度代，胎釉的膨胀系数不一致，釉色灰白斑驳遍布裂纹，造型多为头面身躯全身浸泡白釉的观音，弥勒等佛教偶像。石湾窑明代的制陶极粗放，如若有细腻刻划的，便与明代的作风相去甚达，所传的“祖唐居”、“南石堂”、“杨名”、“杨升”等名款的制品，据陈玲玲在《佛山石湾古艺陶摭辨》一文的剖析认为那是本世纪前半期的制作。
    二、对制陶原材料的认识能增强对石湾陶艺的辨识力，特别是对胎坭和釉色的辨认是鉴别新、旧制品的必不可少的常识。
   本世纪五十年代可说是石湾陶瓷艺术生产力的分水岭，在这以前便纳入漫长岁月是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在这以后便纳入机械生产的范畴。家庭作坊使用的釉料多以天料矿物质及金属铸造、玉器加工等手工艺品的废弃物料配制，并由人力研磨而成。这此混含杂质而且研磨不充分的釉料烧出的色泽良莠不齐，不过亦偶有古朴的风味和丰富的变化。五十年代以后的色釉为了克服以往的毛病，而使用纯度极高的金属氧化物。釉基以石英长石取代了草木灰，这时的釉色光洁明净，统一规范，但却失落了艺术性的意外变化。
     五十年代以前的胎泥是各家各户用水缸浸泡红坭沉去砂石配制而成的，故而烧出的制品色泽变化极大，但亦偶有光亮晶莹的制品。五十的代以后的胎坭为求得统一的色泽，红坭用量越来越少，亦以金属氧化化配入陶土中而制成“色胎”其色泽固然稳定了，但又失却了特殊的变化和光泽。
    故此从胎泥和釉色的分辨中基本能辨别出五十年代前、后的制作，因为目前市面上的赝品不少是五十年代以后制成的，有了这一辨别能力对那些假冒明、清及民初之作便多了几分把握。
    三、不用作者明不同的风格，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他在从艺的不同阶段亦会有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格调，对前人艺术手法的鉴识并非文字所能说明，有赖收藏着的多见多闻以增长眼力了。
   目前有些收藏者连区别原作及模具印制复制品、模具注浆复制品，这一基本知识都缺乏，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印章上，其实仿制一个印鉴比仿制一件“公仔”容易得多，收藏者之所以经常上当就是被仿制的印章蒙骗了。
     若干年前，我在香港讲授对石湾陶艺的鉴识后，有位收藏者拿着厚厚的一本照片集希望我对他的藏品加鉴定，我翻开一看，里面的赝品超过八成，我不忍心向这位老人道破，因为我相信他对这批藏品已投入不少的感情与财富，如若一语道破真担心他的精神难以承受。于是我对他说：“光凭照片是不足以鉴定真伪的，不过这些作品若能令你满意，供你欣赏便于工作达到收藏的目的了，无须斤斤计较它的真与伪！”
 
 

布袋佛(高22cm) 晚清
 
 
  
 
绿釉如来(高24cm)  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