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瓦甲天下”是民谚自清代经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引用后便传颂更为广泛。石湾瓦真的甲天下吗？它如何甲天下？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大都不求甚解，甚至连明代，清代的地方志对石湾陶业的解释都充满谬误、以讹传讹不甚了了。
    我们也无须过多地指证前人，因为他们拥有的实物依据、他们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尽管“天下文章一大抄”，他们能把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抄录下来留待我们去探讨已是功不可没了。
     1977年，广东省博物馆与佛山市博物馆在石湾大帽岗东面的河宕发掘了一处规模很大的新石器晚期的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夹砂陶、软陶和印纹陶片，经测定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石湾先民已开创了制陶的历史。
    制陶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规模的窑龟，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最原始的窑墟遗址。不过，唐代、宋代的窑址已发现了，它们位于石湾的大帽岗及石湾西北面的奇石村，唐代的小型馒头窑，而宋代已衍进为既宽又长的龙窑了。根据宋代窑群密集的数量估算，当时制陶人口应在三万人以上！
    从地理位置分析，当时的窑龟都建在河边，以利运进西江的木柴、运出烧成的陶器，由于数千年河床的涂塞和改道，窑龟的位置慢慢转移到今天石湾镇的地方上来。如今河宕、大帽岗与奇石已远离了河道，这也是历史变迁的结果。在70年代，石湾仍有30多条龙窑在发挥作用，但如今由于生产品种和　烧方式的改变而只剩下始建于明代的“南风龟”和建于清代的“高龟”了。目前这两条龙窑已成为省级文物的保护对象，仍在显示昔日哺育石湾陶工的余威！
    曾有人认为石湾业陶数千年经久不衰是因为具备天独厚的因素，但我觉得石湾制陶并非天独厚。首先，它缺乏燃料──木柴；其次，拥有的陶土在宋代亦早已挖尽，至明代连岗砂已因“近年挖砂者甚一日，几乎削皮见骨。陶用土坯，其土皆从贩运而来，岂砂不可贩运而至……”（见佛山地方志）为防削皮见骨，于是引起公禁，官府发出了“禁挖岗砂”的告示。此外，更从来没有天然的矿釉资源。石湾作为一个陶瓷产区其实是有些先天不足的，其陶业的延续与发展唯一有利的因素是东平河：从上游运来木柴、从下游运来陶土，两岸农民生火做饭的余灰──稻草灰、桑枝灰以河底含铁的于泥便是配制酱黄釉的主要成分，烧出的成品立即在窑口装船外运，出品贸易是石湾陶业千年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石湾瓦沿着河道出珠江、经香港、绕海南、抵越南、泰国及东南亚各地，甚至在北非摩洛哥王国的博物馆表示了出土的文物──石湾窑的陶罐。石湾窑数千年的生产模式是制作酱黄釉的日用器皿：煲、钵、缸、罐……这些制品虽有庞大的产量，亦维持了它的生产，但却难以形式显赫的名声。
    石湾窑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是它近千年来艺术陶的开拓和发展。我们知道北宋时期定、汝、官、哥、钧等名窑创立了我国陶瓷辉煌的历史，但随着北宋王朝的复灭而灰飞云灭。不过，王室收藏的珍贵陶瓷随着宋室南卷一起到了江南，南宋却经济不景，王室为了维护奢糜的生活只得变卖藏品，于是名窑陶瓷逐步由王府流入民间，以后更变成了出口商品。此时佛山是江南的出品重镇，石湾艺人便有机会目睹这些高值的古玩，同时也启发了仿制的决心。
   由于石湾窑向来缺乏富足的天然资源，购回来的泥、砂需经过配制方能适用，长期形成配泥、配釉的习惯使石湾的艺术满怀信心去仿制北宋的颜色釉。而且佛山活跃的金属工艺、民间手工艺亦配釉提供了廉价的锡渣、铅粉、铁屑、铜末、玉碎、玻璃……等废弃物料，于是艺人们在植物灰的基础上加了铅、加了铁屑更出现了黑釉……
    石湾窑陶土含砂量大、颗粒粗；以植物灰为主的釉基需要足够的厚度，而且亦只有较厚的釉面才能掩盖坯体上突出的砂粒，故此石湾窑对北宋名窑的仿制只是类似而非十足，这种似是而非的仿制却以“古朴、浑厚”的独特风味建立了石湾窑自己的形象和特色。  
    釉色的逐步丰富便启发了陶器造型的发展，于是艺人们在仿制北宋瓷器造型的基础上慢慢渗进自己的想象，更由于华南地区建筑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开拓了陶艺的新颖域──园林用陶器：在鱼缸上捺塑龙凤、在花盆上捺塑人物、在墙上塑制影壁、通花、连檐底的滴水管道（水垌）也加上装饰，于是陶制的饰物从地面一直向上发展、连房顶的山墙、正脊也塑上蛟龙、螯鱼、日月神，还有各种历史典故、仙佛故事，让人看上去亭上有亭、脊上有脊，即艳丽豪华又有无尽的情饰。石湾窑塑制的琉璃花脊不但散布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更遍布东南亚诸国，琉璃花脊的出现树立了石湾陶艺独特的面貌，它既被人珍重，又不能秘藏，五六百年来一直在蓝天底下展示自己的辉煌。
    塑制琉璃花脊的陶艺人为了使脊上的人物神态获得最佳的远视效果，在整体赋釉的情况下采用人物的面部、双手均不敷釉的表现手法，让光泽的对比使人物的形象更为明显。瓦脊造型的艺术实践改变了石湾人物陶塑以往面部、衣裳全身均着釉的处理方式，为日后的人物陶塑提供了面部表情精细刻划的发展方向。
     由于艺术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它的市场容量相对狭少，因而昔日陶艺品的价值普遍低微。故此当时凡是身强力壮的陶工都不是从事陶艺品的制作、使制作陶艺品的“古董行”里大部分的成员若不是妇孺老弱便是跛、驼等残疾人士。由于陶艺劳动的报酬微薄、产品便成了维持生活的要素，于是塑造的产品能简则简、能省则省……我们今天见到一件罩袍包裹全身，仅露眼、鼻的作品时，常叹服前人艺术品味的高超、造型的简单概括，岂料这竟是碌碌铁肠驱动的结果。
   昔日陶工由于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塑造出来的作品互相抄袭、陈陈相因在所难免，促使石湾陶艺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并推动石湾陶艺进一步发展的是几位文化素养较高的人：黄炳、黄古珍、陈渭岩、潘玉画……他们能诗善画，亦不满足于当时石湾陶艺粗豪的格调、力求对作品的表现和刻划作出更充分和深入的探索，他们在动物园、器皿和人物和造型和创作上均有不可磨灭的建树：黄炳的《胎毛鸭》、黄古珍的仿舒窑《彩绘山水瓶》、陈渭岩的《持蚌童子》、潘玉画的《贵妃醉酒》……均对后辈艺人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亦揭开了石湾陶艺璀璨的序幕。这一阶段刘胜记、刘佐朝、陈祖、潘铁达、霍津、霍子厚、温颂龄、陈赤、林堂煜……等艺人均以独特的艺术格调构筑了石湾陶艺多姿多彩的面貌。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石湾陶艺的正常发展，日军侵华封锁了石湾窑赖以生存的东平河道，沦陷区人民铁寒交迫家破人亡，六万多陶工的石湾镇到日本投降后仅剩下三千多人！光复后的石湾窑一时难以恢复元气，仅生产些青蛙、螃蟹等玩具及制作一些被称为“洋庄公仔”的大路货：渔、樵、耕、读……。
    昔日“石湾瓦甲天下”的民谚可能是一种精神向往，而真正堪配这民谚的却是1949年建国以后石湾陶艺的继承和飞跃。经历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后，国民经常百拜举，在合作化高潮后，流散的民间艺人自动组成合作社，再在政府的促成下，各全作社和人民美术社全成为一个具有生产能力的文艺团体──石湾美术陶瓷厂。这时，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学习，艺人们对陶艺创作有了新的认识，明确了陶艺家和“出印公”（手工制作模具的师傅）的根本区别。在这特写的历史阶段刘传大师、区干、廖坚、梁华甫等师傅分别对人物、动物、山公和器皿的创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他们的传授和影响下，年青一代陶艺家迅速成长。自此以后几乎每件作品都是名符其实的创作，既有构思、推敲、更考虑到作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刘传的《屈原》、《歌唱社会主义好》、《钟馗捉鬼》、，庄嫁的《杜甫》、《贞观之治》，刘泽棉的《丰收喜悦》、《引福归堂》，廖洪标的《丰年乐》、《释迦牟尼》、曾良的《鹰》以及各种现代陶艺的新探索都促使石湾陶艺超越出民间工艺的范畴面向艺术的殿堂靠近。
   今天，石湾窑陶艺家的足迹已遍及欧、亚、美、非各大洲，石湾陶艺的专题展览在世界各地也越出了华人的局限，石湾窑的陶艺作品也广泛为各国大型博物馆所收藏。超载国界的石湾陶艺收藏家协会亦在今年9月5日成立，来自港、澳、台及美、加、东南亚等地的石湾陶艺爱好者不赞叹今日石湾陶艺的飞跃和成就，他们在郭沫若先生1962年题赠石湾美术陶瓷厂的：“陶瓷尊独创，何用仿元钧。艺与道具进，品随几更新。”的诗句前不无感触地说：“石湾瓦甲天下！”